
和香港藝術館館長司徒元傑先生商量,當豐子愷先生女兒豐一吟女士來港時,吃一些甚麼好呢?
「江浙人,不如到天香樓。」我問。
「她吃齋的。」司徒兄說。
這一下子可考起我了,一些著名的齋菜館都不十分出色,怎麼辦?最後決定在帝苑軒,師傅手藝佳,做起齋來也過得去吧。
終於見面,一吟女士緊緊握着我的手:「你寫爸爸的文章我都看了,約了幾次都錯過,今天可了一個願望。」
一九二九年出生的她,今年已八十四,還是充滿活力,慈祥的笑容中,看到豐子愷先生的影子,這回由一吟女士的女兒崔東明和緣緣堂紀念館館長吳浩然的陪同下來香港四天。
「我們想了好幾個地方請您吃飯,還考慮到一家叫WOODLAND的印度齋菜館呢?」我說。
豐女士一聽到印度菜,即刻搖頭,好在沒有決定錯。
「每天的生活是怎樣的?」我問。
「早上一起身,吃一個蘋果,就工作了,蘋果最好,但有時也記不得吃過了沒有,問姨娘,姨娘說吃過了,才放心。」她笑着說。
還有家政助理照顧,聽了也放心。
「甚麼工作?」
「畫畫呀,寫字呀,來求的人太多了,應付不了。」
「畫畫也是豐先生教的?」
「不,不,他生前從來沒有教過我畫畫,去世後我才臨摹他的字、他的畫,我再努力也只限於模仿,創作是談不上的,反正已沒機會要爸爸的字畫,喜歡他的人說我寫的也好。」她謙虛地笑。
「講多一點豐先生的瑣碎事給我們聽吧。」
「太多了,從甚麼地方講起?」
「比方說他愛吃些甚麼?」
「魚呀,蝦呀。最愛螃蟹,吃完後把蟹螯拼起來,像一隻蝴蝶,掛滿牆上。我吃素,爸爸不是,但是四隻腳的,像豬呀、牛呀,都不吃,後來才知道會叫出聲的就不吃,只有吃那些叫不出聲的魚呀、蝦呀,真壞。」
說到這裡,大家都笑了出來。
「他留學日本時到過的地方,我都去了,像到江元島吃蠑螺。」我說。
「剛到時,他看到甚麼甚麼料理,就不去。料理,我們說料理後事時才用的呀,哈哈哈。」
「您自己的日語呢?」
「學過,都還給人家了,我這個女兒的日語才好,她現在於上海錦江旅遊做事,專門負責日本旅客的部份。俄語也忘了,還會幾句英語,像遇到外國人就說GOODBYE,原來也用錯了。」
這時大家又笑了起來。
「爸爸的外語講得也不比寫的好,日文英文書都翻譯過,後來有了禁忌,就學俄文,家裡前面有家書局,出版的叢書中有《四周間》專教人一個月中學會外語,他買了一本俄文的,在三個禮拜就通了,是有天份的,文革期間的收入,也靠翻譯俄文。」
「酒呢?」
「可厲害了,一喝就是五斤,只喝紹興黃酒。有一次喝多了,搖搖擺擺走回家,經過山路,一邊是懸崖,他慌得拼命地靠山走,也不算是甚麼大醉。」
「煙呢?」
「一抽就忘記彈煙灰,有一次掉到酒杯裡面,家人都說倒掉算了,他說不要緊,酒是可以消毒的。還有一次,抽煙抽得把我女兒的衣服燒了一個洞,那件東西是我做的,好心痛。爸爸用顏料在洞的周圍畫上一朵花,好漂亮,我們都喜歡。窗口玻璃也照畫,裂開了來一枝梅花,可惜都沒留下了。」
「老人家一共留下多少畫呢?」
「目前能找到的有四千五百多幅,書法有二千多。」
「還有很多是藏家收着的,我們這次辦的展覽只是拋磚引玉,希望下回有更多人拿出來。」司徒館長說。
「不知道豐先生畫一張需要多少時間呢?」吃完飯,翌日在座談會中,有人提出這問題。
「心中有了,不會很久吧。」吳浩然先生代答。
但我知道豐先生作畫時態度也是相當嚴謹,展覽的真跡中,還能看到用木炭打稿的痕跡,是印刷品中難發現的。不過一吟女士很風趣,她也說:「漫畫、漫畫,不慢吧,很快的。」
聽者又說:「到緣緣堂的小賣部去買豐阿姨的書,售貨員說有簽名的要加十塊錢,太沒道理了。」
一吟女士聽了站起來宣布:「我答應大家,有生之年,所有簽名書,都不加價!」
得到哄堂大笑。
結束前,又談起一件往事:豐先生回到家鄉,很多人都來討畫,都免費贈送。家人勸道,還是小心點好,不知道對方是好人或是壞人。
豐先生聽完說:「愛我的畫的人,都是好人。」
